日據時期，由於當局不喜台人介入法政，許多台灣菁英因而轉習醫學；此一傳統沿襲至今，台灣社會絕大多數醫師，本質幾乎都是「功課優良」的學子。功課優良的基礎大抵就是天資聰穎。天資聰穎者，學習效率固然較佳，但性格上也往往伴隨某種程度的自負與偏執，遂造成醫界一些緊張或衝突的現象。三國曹丕說：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文人換成醫師，也是貼切形容。醫師誰也不服誰，可說相當常見。某大醫院曾有某科三醫四國的情形（平時三醫師各一國，必要時兩人可聯合對抗另一人）。又有某科兩教授不合，某住院醫師上班不久，就被其中一位教授質問，你支持我？或支持他？嚇得小醫師不知所措。醫師通常是某科的「專家」，有時也受邀成為權責更大的「委員」。兩種身分，特別是後者，執行任務時，有「積功德」的緣份，反之，也有「造罪過」的機會，全視個人意志與判斷而定。這些年來，或許醫療糾紛頻繁讓眾人都怕了，從前醫師對同儕處置說三道四，或在醫糾醫審會上事後諸葛大放厥詞的情形，相對少了很多，但醫師「傷害」醫師，仍可舉出許多例證。前陣子鬧得兇的健保核刪事件，主要操持核刪大權者，就是健保署由各醫院遴聘的醫師委員。委員對同儕「痛下殺手」時，覺得在「彰顯正義」，但輪到自己醫院被砍則哇哇大叫，痛罵別的委員「水準低」或「沒知識」，這是醫師自我膨脹時，經常出現的盲點。醫院評鑑因過程繁複而久受詬病，所以當局順應民情，做了簡化的決定。不過，此事得從源說起，雖然要求來自政府，但評鑑基準，則主要都是擔任委員的醫師們，經討論後獲得的所謂「共識」。名義上雖是「共識」，但因委員中，不乏目中無人的專家、學外國經驗只懂半套的學者，以及離開臨床實務甚久、可說不食人間煙火的大老等。這些人有時會提出一些過於理想與不符常情的觀點，基於「不能認輸」的心理，其他委員內心雖不同意（所以頻頻私下抱怨），卻也只好接受了。舉例來說，醫院處理「重大外傷」責無旁貸，但奇怪的是，重大外傷啟動處理，不能由急診醫師為之，須另備一位外傷醫師負責。重大外傷雖重要，但量體畢竟不是很多，國內並無外傷專科醫師，但為了啟動，醫院需養著一批醫師待命，為何不能急診當班啟動，若影響作業，再啟動急診本身後援機制？又如，病房教學，老師在service round  中，已可把相關知識傳授學生，但醫學教育專家認定，如此不是教學，不能計分，必須另找時間再排一場teaching round才算數，學生不奇怪，病人也會奇怪，但此標準還是我行我素多年。  長官說評鑑要簡化，但委員的討論，表面上條文減少了，其實大都只是把數條內容塞成一條，如此就算簡化嗎？實地訪視改為書面審查，確是一種簡化，但簡化是建立在「信任」的基礎上，委員如果從書面得不到答案，當然有權改為實地，但重要的是，委員的心態，有否配合簡化的邏輯調整？如果依然懷疑、挑剔，則程序或形式再怎麼改，也無濟於事。不幸的是，目前情形就是如此。醫師往往個人主觀強烈、習於各據山頭，不易坦誠合作。醫界處境日益艱難，當然因素很多，但部分醫師本身過於自負或偏執，缺乏自省，無法設身處地為同儕或後輩著想，也絕對難辭其咎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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